四十年,军力一年不如一年,枢密院一代比一代更没有底气。
特别是真宗后期到刘太后去世的这二十多年,由于皇权暗弱,朝政大权向宰执大臣倾斜。宰执大臣掌权并没有什么,但问题是从丁谓弄权再到吕夷简,都采取了一种依靠成例,怕担责任,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的指导方针。过于保守,以至于到了一种对做事情从心里惧怕的程度。用徐平前世的话来说,就是官僚主义盛行。
当然这个年代不叫官僚主义,应该说是小吏习气。上下因循苟且,一切都按照既有的成例办理,一旦超出成例,就把这些人吓得失魂丧胆。因为离了这些成例,在位的人就再也没有办法弄权,没有办法呼风唤雨。
范仲淹为什么能团结起那么多人,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因为那些士大夫认为自己才是官员,跟那些小吏是不一样的,以大道佐君王,治天下,成例只是参考,也只限于提供参考而已。
这些成例就像一张大网,慢慢形成一个茧子,里面的人在作茧自缚。
枢密院为什么这次这么狼狈就是因为传下来的成例就是这样做事的,进了那个衙门,就必须按那些成例做事,不然从你身边那个跑腿的开始,你什么也做不成。枢密院掌全政,可以要求大宋境内自己所有的下属跟自己的这些成例配合起来,形成一个系统。在这个系统内,一切都看起来完美。无论是官还是吏,做起事情来都逍遥自在,借着对成例的熟悉,翻手为云,覆手为雨。
可问题是,党项凭什么按照你的这些成例来做事
赵元昊每做一次试探,枢密院便翻翻成例,有了,照旧规矩办;没有,便就掩住耳朵捂住眼睛当没看见没听见。好了,这次耳刮子打到脸上来,不能当没事发生了。
然后从张士逊以下,都傻眼了。
一个有进取心的国家,那么她下属的机构,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,都必然会有一种进取心,万事操之在我,而不是只看着别人的脸色应对。
大宋发展到现在,已经是暮气沉沉,没有一丝一毫的进取心了。对于党项,不但不想着让他更好的臣服,而只是能忍就忍,能让就让,只求不给自己惹麻烦而已。这样的态度,不是摆明了让人家来欺负你吗不然怎么好意思
徐平心里暗暗摇头,这不是哪一个官员的问题,而是整个系统的问题。这种事情解决起来非常麻烦,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,自己也只是能推一把就推一把。
三司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,不过一是因为那是丁谓经营多年的衙门,丁谓倒台受到了很大的冲击,传统势力被削弱。再一个,刘太公闹出那一场事牵扯太大,实际上是把办事的公吏换了一遍,徐平做起事情来才比较顺利。
喝罢茶汤,等了没有多久,吕夷简和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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