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一个干净的可能有点绝对,但也大致相差不远。
自从太宗时候封死了公吏参加科举的道路,投身为吏的大多都就是奔着赚钱来的,图的就是用手中的小权可以变现发财。公吏两大来源,一是世代为吏的,再一个就是官员子弟不成器,托关系为吏人,好歹有个铁饭碗。
几十年下来,公吏这一阶层已经成了一个大染缸,哪怕清白身子进去,想再清清白白地冒出头来,那是千难万难。不想同流合污,周围的吏人也容不下你。说穿了,小吏们由于常年处理具体的事务,很快就会对手中的权力失去敬畏之心,贪渎和玩忽职守几乎是一种本能。别人眼里,害得有人家破人亡,多少人横死的惨案,在他们眼里可能就只是多写一张纸而已。数万贯的巨资,在他们那只是多签一个名字,怎么能管住自己的手。
这时候就显出了科举出身官员的价值,他们到底不是从那个染缸里出来的,说得不好听一点,想同流合污也没有路子。正是因为如此,他们才可以牵制公吏。
科举地位的升高也同时伴随着胥吏地位的下降,这本来就是天生的仇家,是统治机构的一体两面。把这个关系调整好了,整个统治构就能有比较高的社会治理效率和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,如果官与吏的关系紧张,内耗的巨大的成本便就要转嫁到整个社会去承担。
而如果一旦这对统治者本身内部的矛盾失衡,后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。公吏强势官员就失去了作用,这个污浊的大染缸会侵吞整个社会,政权的统治就会成为笑话。要么用其他方法清洗掌权的公吏,要么就要重新寻找对公吏进行牵制的力量,别无他法。
换过来官员彻底压倒了公吏,对公吏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,那么公吏的毛病会很快向掌权的官员传染,整个官场重新变成一个大染缸,再没有清白的官员。
矛盾无处不在,矛盾也是事务本身发展的动力,妄想消灭矛盾,换来幻想中的长治久安,从而一劳永逸,无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。
徐平对前世课本上的具体内容很多都记得不甚清楚,对矛盾论却牢记于心。善于抽丝剥茧抓住主要矛盾,清楚次要矛盾,并主动利用矛盾,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
这个年代,如果说小吏们是终究要冲垮堤坝的洪水,官员就是调节水量的闸门;小吏们是终究要冲下悬崖的疾驶的马车,官员就是车上能够停车的驭手。
两者既斗争又相互依赖,缺一不可。
在邕州时蔗糖务由于是徐平一手建立起来,一直都处于快速发展期,这对矛盾还不明显,徐平感触不深。在三司任职的这些日子,徐平才对官与吏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,而正是因为看清楚了,才轻易不敢下手。一旦失控,后果不堪设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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