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,都是无法负担的。财政成本还可以想办法,政治成本无法可想。不管是直接任命,还是选举轮换,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最简单粗暴的,就是轮差,不让底层形成稳定的利益阶层。没有了稳定的利益阶层,基层也就没有了对抗政权治理的本钱。
这就是徐平说的那句话,觉得制度约束自己,让自己的才能发挥不出来的官员,可以辞官不做。没有制度约束,没有监察,朝廷权力也就没有了。你不能还想着做官,还要不受朝廷制度的约束,不让朝廷对你的权力进行监察,那是把自己当封建主了。
封建的特点,一是世袭,再一个就是阶级,管理方式是一级压一级,以前的禁军便是如此。这种政治结构异乎寻常的稳定,很少会出现叛乱。封建时代,比如中国的周朝,比如欧洲漫长的中世纪,都极少出现席卷全国的大起义,大动荡。实现了大一统,起义和革命便就连绵不绝,直到政权找到让人民认可的办法。
从五代开始,延续到宋朝,地方上防止大起义的办法,是把社会治理的负担,大部分压到势力之家的身上。把这个最有可能形成的利益阶层废掉,当做了社会矛盾减压阀。这样的后果,就是社会阶层变动剧烈,包括最顶层的王侯将相们,也是忽起忽落。
这不是宋朝士大夫的发明,是晚唐五代的军阀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,是把社会的封建废掉的过程中出现的。进入宋朝之后,士大夫分成了两派,一派把实践上升到理论,要进行与其适应的政治变革。另一派则把这当成五代乱世的不正常现象,一心想改过来。
政治权力向军事权力集中的过程中,废掉地方封建的同时,军阀们在军队中重建了封建制度。皇帝动不动被杀全家,军阀轮着披黄袍,牙兵随意更换主将。直到宋朝把军队中的管理体系抽掉,彻底进行封建化,军队终于不造反了,战斗力也一日不如一日。
在政治上集权大一统的同时,宋朝前期在军中是逆历史潮流,退到封建,慢慢再退到类似于部落的制度。现在的军制改革,就是把这一趋势逆转过来,让军事制度与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相适应。在这一个过程中,会有非常多的老兵老将不适应,最终被淘汰。
从徐平开始的军制改革,借助对党项的胜利,给了赵祯和朝臣信心。后来他们与地方州县制度比较,认识到了军制变革的本质,主动参与进来并推进。这种变革,除了对军事的集权,还有财政、行政、司法、监察等方方面面的条块分割。
确定了以后三衙的职能,赵祯和他选定的几位主要军事辅佐官员都松了一口气。喝了一会酒,兴致勃勃地讨论起天下要设多少外驻衙门,是几州设一处,还是一路设一处,按什么标准来设。宋朝的路不是后来的省,不是行政层级,只具有以监察和财政为主的部分权力。要在州上设一管理机构,不但不会按路来,还会有意地避开跟路级重叠。
商量到最后,徐平道:“应该如此,马军司和步军司的衙门,可以设得密一些,离着大军驻地近一些。如无特殊之下,两司衙门可以在一州,方便各军事务。殿前司则不可跟他们一样,应该设得稀一些,如以管下州县能在一月或二月之内到达为宜,不让新入伍之人在路上多花时间。而且新兵整训完毕,也不需分到附近大军中,可以编成部伍,到千里之外的军中也无不可。殿前司衙门,不能与马军司和步军司衙门在同一州,他们做的是不同的事。如果同在一州,只怕多有牵扯,反而不利。”
这是总结众人议论的结果,几人纷纷称是,这样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。
说到这里,徐平突然笑了起来:“其实殿前司不只可以管新兵,也可以管除役之老兵事务。老兵回到乡里,朝廷或有赏赐,或者老兵有欲报朝廷之事,都可由殿前司承担。”
让殿前司把新兵训练和老兵抚恤都管起来,名义上直隶皇帝,同样是军事体系怨归于己,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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