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盘,党项人没有攻丰州,自己就宁愿放着一座空城在那里,也不出兵去攻。说到底,澶州誓约约束的是宋和契丹的边界,管不到跟党项的边界来。至于把党项算成大宋地盘,更是无稽之谈,因为契丹比大宋更早承认了党项的独立,这本就是契丹对不起大宋的地方。至于三十万两匹绢银的岁币,因为在誓约中用的名义是军旅之费,这次打过,军旅之费也要重新算过了。
原则是这个原则,但两国谈判不是流氓讲数,很多话不能讲得很直白,不然纵然达到效果也会遗后人笑。来此之前,徐平和范仲淹已经商量过多次,今夜只是查遗被缺罢了。
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,自入宦海,这句话徐平讲了无数次。潜移默化之下,开始影响到了朝廷中的官员。事情做计划,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进行演习,事后进行总结,已经成了很多官员的习惯。范仲淹是慢慢接受这一点的,不只是在军事上开始接受徐平的思想和做法,在具体做事的程序上也在改变。
两人多次商讨,既是在对明日的谈判做计划,也是在进行演习。有人出主意,另一个人便从对方的立场进行讨论,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数次讨论。
夜已经深了,徐平和范仲淹再次确认了两人的想法,饮了一杯酒,各自坐在帐里闭目沉思。仗打到现在,要把得到的利益固定下来,明天的谈判和接下来的战事一样重要。
沉思了一会,徐平起身,走到帐外,默默看着月光下高大的青冢。
一个人的功业是要由后人评说的,好与坏,功与过,自己只是一个参与者,而不是评判者。随着党项的灭亡,西北出现了新局面,从河西到西域再无强敌。在东面与契丹对峙的同时,宋朝有了一个向西开拓,再次像汉唐一样控制西域的机会。
朝中没有人能够抵抗住这个诱惑,从皇帝赵祯,到众大臣,目光实际上都盯在了河西数郡上。迫不及待地要与契丹定下边界,便就是为了集中全力向西开拓。
后人对自己功业的评说,对徐平等大臣来说是谥号,对赵祯来说就是庙号。什么样的谥号和庙号好谥书当然分了三六九等,不过自汉朝建立这套系统已经千年,谥号和庙号已经与人挂钩。曾经那些伟大的帝王用过的庙号,对于皇帝来说就是好庙号,大臣的谥号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谥书只是一个原则,真正的美谥其实来自于前人,来自于自己的功业可以与前人相比,从而得到了同样的美谥。
两汉数百年,得到庙号的皇帝不过了了数人而已。刘邦的汉太祖,文帝的汉太宗,后世已经成了开国和继位者的专属,即祖有功而宗有德,以功德立国,后面的皇帝就不能再想了。其他的美谥,无非是汉武帝的世宗,汉宣帝的中宗,再加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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