璋又回到徐平这里,道:“节帅,依我所见,童大郎和病尉迟既然跟张元混在一起,在党项颇见信任,不如就让他们帮着做些事情。”
徐平让李璋坐下,对他道:“那你觉得,这两人可以帮着我们做什么呢?”
李璋略一沉吟,道:“便如童大郎说的,把党项的银行和公司搞砸了也好。今冬东边西边各一场大战,党项要耗不少钱粮,绝了他们的财路,来年少费不少手脚!”
徐平摇摇头,笑道:“兄弟,你想的差了,或者说被童大郎的想法带偏了。在党项,你首先要明白,他们掌权用人,是有次序的。第一是土著番人,第二是土著汉人,再后来才是吐蕃、杂羌等番人,最下一等的,是投降党项的汉人。党项的武事,是掌控在他们境内的土著番人手中,如野利、嵬名等族,相继掌军队大权。而党项的文事,则多是那里土著的汉人在管,其中又以张姓权势最大,如主谋议的张陟、张绛、张文显等辈。张元一个投到那里的四等汉,有现在的权势,是靠着投了土著的张家。银行、公司等事务如果真对党项那么重要,怎么可能交给张元打理?这事做砸了,对党项根本就毫发无伤。”
李璋主管机宜司,对党项国内的情势非常熟悉,知道徐平说的不错。
党项不是纯粹的番胡政权,而是一个番汉杂处的政权,不过汉人对军事参与的少,才让宋朝对他们境内汉人的势力不那么关注。番汉掺杂,是唐之后北方游牧政权的常态,不管是契丹,还是后来的女真、蒙古,甚至更后来的满清,都继承了这一传统。国内按照民族分等,但又不绝对,土著的汉人实际上地位仅低于主体民族,实力相当庞大。但后来投过去的汉人,却处于最底层,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实权的。银行、公司等事务交给张元,正说明了实际对党项不那么重要,以为把这事情办砸党项就没钱,纯粹是想多了。
李璋皱起眉头:“这样说来,童大郎和病尉迟两人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用处?”
“不,他们把事情办砸就没有用处,真要办成就有用处了!”
“节帅,这是什么意思?银行、公司办成了,昊贼手中有了钱财,岂非更加难打?”
徐平拍了拍李璋的肩膀,笑道:“有钱,他手中的钱从哪里来?银行、公司本身并不能生钱,它们只是让民间的钱活起来而已。我们大宋靠着这两样国用充足,那是因为民间本来就钱财无数,用这两个手段把存钱盘活。党项地瘠民贫,本来就没钱,就是把银行、公司办起来,又有什么用处?鹌鹑膆里寻豌豆,鹭鸶腿上劈精肉,蚊子腹内刳脂油,想收上钱来,只能刮地三尺,钱财还能无中生有?用银行为昊贼敛钱,是要让党项国内大乱!”
银行、公司是配合工商业的,只有工商业到了一定的规模,才有正面作用。党项国内的工商业基础为零,用银行敛财,那是要把党项的老百姓骨头里榨出油来。
其实大宋断了两国边榷,断了青白盐的财路是对党项第二位的害处,第一位的是它国内无钱可用了。党项境内规模最大的工业是制刀枪弓弩等军器的,民间仅有的工业是零星的制锄头、镰刀的小作坊,商业也少得可怜,全国商税加起来不如大宋一个中等州。以前党项都是用的宋朝铜钱,自己铸钱技术不行是一,商业流通规模过小铸钱不划算也是重要的原因。没有了青白盐收入,现在两国边境的走私,钱币流通方向是反过来的,大量金银铜钱从党项进入宋境。元昊要设银行制纸币,敛财其实是次要的,最紧迫的是要用纸币填上流通货币的缺口。这事情要是做起来,就相当于宋朝拿着大管子从党项抽血。
童大郎参与此事,对宋朝最大的价值不是把事情做砸了,恰恰相反,是要把事情做起来,做的规模越大越好。只要党项敢通行纸币,徐平就官方组织向党项境内走私各种奢侈消费品,先把它民间的血放光了再说。
徐平最怕的是党项趁战时把国内的商业全部消灭,那就无从下手了。结果他们竟然还敢想搞金融,那是把宰人的刀主动交到了自己手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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